秦汉及魏西晋绘画——山水画之附庸期

（一）

公元前221年,秦“负其虎狼之力”，横扫六国，统一天下。然其享朝不永，仅十五年。秦始皇以春秋、战国的分裂为鉴，改分封制为郡县制，实行中央集权。并且，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，撤关削隘，使南北通达，东西横贯，成为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的国家。但秦又是一异常专横、残酷的王朝。在它统治的15年间，筑长城、开运河、修寝陵、营造阿房宫等，皆动辄使用民工数十万计。因此，地田荒芜，民力凋尽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。又因秦尊“法”排“儒”，以致出现“焚书坑儒”的悲剧，始皇帝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负有暴君的恶名。

秦瞬息即逝。刘邦在垓下战胜项羽后，于公元前206年称帝，国号汉，都长安，中国历史进入到了汉朝。汉又分西汉与东汉。西汉自汉高祖刘邦至淮阳王刘玄(包括王莽新朝十四年），共十四君，计二百三十年；东汉自汉光武刘秀至汉献帝刘协，共十五君，计一百九十五年。

西汉的文、景二帝，采用黄老“无为而治”之学，强调“与民休息”，出现了“文、景之治”的盛况。至汉武帝刘彻，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空前发达。他在位五十余年，匈奴偃旗，西域畅通，疆土进一步扩大。所以，尽管后人对汉武帝有“海内虚耗，人口减半”的批评，但他对我国版图的成型，曾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

汉武帝不仅是一位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而且又是汉文化建设的积极推动者。在他的统治下，产生了经学大师董仲舒，史学大家司马迁，大军事家卫青、霍去病，大探险家张骞等。汉武帝的文化建设首先从搜拾书籍着手。他创置秘阁，作为书、画藏所，并下令收集民间遗散书籍。此后，汉成帝又派陈农于各郡县收拾书籍，二次收集数量十分可观。刘歆《七略》谓是“百年之间，书集如山”，为汉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汉代的绘画也在汉武帝时被得以重视。武帝设“黄门署”,将御用画家齐集于此。如《汉书•霍光传》载云武帝使黄门画者，画《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之图》，以赐光。”又《汉书•郊祀志》云：“武帝作甘泉宫，中为台室，画天地太一诸鬼神，而置其祭具，以致天神。”这些都说明，在那时，已有绘画的专设机构，并服务于宫廷。

元帝时，画者由称黄门画工改为尚方画工。这一改变是否意味着绘画机构的改变？尚不清楚。但机构的扩大应是无疑的，因绘画的作用日益扩大，人数亦不能不扩充。如《西京杂记》载谓：“元帝后宫既多，不得常见，乃使画工图形，案图召幸之。”后宫佳丽数百，显然仅几名画工是难以为用的。至东汉灵帝光和元年（178)，设鸿都门学，绘画并列于辞赋、小说、书法而进人太学。这时画者的地位起了变化，由画工而成为属吏。这一改变，并非是灵帝特优绘画，而是因太学里的今文经学，其繁琐的穿凿附会致经学质变而腐朽，故以文艺为主的鸿都门学以对抗之。绘画被列人鸿都门学后，这一原属画工的事，后来也就成了士大夫附弄的对象。

两汉绘画以“恶以诫世，善以示后”为创作宗旨，是助教化的重要工具。汉有“云台”和“麟阁”之设。“忠孝之人以图存‘云台’，勋烈之辈写形登‘麟阁’”。因此，人物画在两汉有着崇高的地位。《汉书•苏武传》云宣帝甘露三年，单于始人朝，上思股肱之美，乃图霍光、张安世、韩增、赵充国、魏相、丙吉、杜延年、刘德梁、丘贺、萧望之、苏武，凡十一人于麒麟阁，法其形象，署其官爵。”这就是画“善以示后”，目的为褒扬功勋，垂范后世。《论衡》云宣帝时，图画烈士，或不在画上者，子孙耻之。”说明那时被画的人数甚多，而且绘画在两汉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明确的反映。

两汉人物画有不少是以山水为配景的作品。如《鲁灵光殿赋》曰图画天地，品类群生，杂物奇怪，山神海灵。”这是以山神海灵为主体，配以山水杂物之作；又有以史、经故事为画，表现人物的活动情节。如明帝曾“诏博洽之士班固、贾逵，取诸经史故事，命尚方画工图之。”此类画当然少不了山水画的配景。在两汉，很少有独立存在的山水画，它往往以人物画的配景出现，因此，山水画由实用山水，便沦为人物画的附庸。

《历代名画记》所载两汉画家，前汉有毛延寿、陈敞、刘白、龚宽、阳望、樊育，后汉有赵岐、刘褎、蔡邕、张衡、刘旦、杨鲁。他们除刘褎外，几乎全是人物画家。刘褎作有《云汉图》与《北风图》，是汉画中偶见的山水之作，亦足见人物画在两汉盛行及其地位的重要。

两汉绘画以“恶以诫世，善以示后”为创作宗旨，是助教化的重要工具。汉有“云台”和“麟阁”之设。“忠孝之人以图存‘云台’，勋烈之辈写形登‘麟阁’”。因此，人物画在两汉有着崇高的地位。《汉书•苏武传》云宣帝甘露三年，单于始人朝，上思股肱之美，乃图霍光、张安世、韩增、赵充国、魏相、丙吉、杜延年、刘德梁、丘贺、萧望之、苏武，凡十一人于麒麟阁，法其形象，署其官爵。”这就是画“善以示后”，目的为褒扬功勋，垂范后世。《论衡》云宣帝时，图画烈士，或不在画上者，子孙耻之。”说明那时被画的人数甚多，而且绘画在两汉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明确的反映。

两汉人物画有不少是以山水为配景的作品。如《鲁灵光殿赋》曰图画天地，品类群生，杂物奇怪，山神海灵。”这是以山神海灵为主体，配以山水杂物之作；又有以史、经故事为画，表现人物的活动情节。如明帝曾“诏博洽之士班固、贾逵，取诸经史故事，命尚方画工图之。”此类画当然少不了山水画的配景。在两汉，很少有独立存在的山水画，它往往以人物画的配景出现，因此，山水画由实用山水，便沦为人物画的附庸。

《历代名画记》所载两汉画家，前汉有毛延寿、陈敞、刘白、龚宽、阳望、樊育，后汉有赵岐、刘褎、蔡邕、张衡、刘旦、杨鲁。他们除刘褎外，几乎全是人物画家。刘褎作有《云汉图》与《北风图》，是汉画中偶见的山水之作，亦足见人物画在两汉盛行及其地位的重要。

（二）

东汉至献帝时群雄四起，各据一方，所谓中央政权已名存实亡。公元220年，曹操子曹丕称帝，国号魏，都洛阳；221年，刘备称帝，国号汉，都成都；222年，孙权称帝，都建业（今南京〉，国号吴，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三国时代。三国存在时间很短，仅四十五年。公元265年，司马炎取代魏元帝曹奂，改国号晋，都洛阳，并于280年灭了吴国，中国又重新统一。但西晋统治时间也很短，共五十一年。

西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极其腐败的王朝，它集荒淫、奢侈、放荡于一身。晋武帝储宫女万余人，开荒淫之先;群僚以“人生无不死，死后皆骷骨”而纵情享乐，随荒淫之后。这一腐败的风气，使西晋短暂的统一，最后又归于分裂。

三国、西晋时期的绘画，还是以人物画为主。但题材有所变化，由两汉描绘功臣勋烈和经史故事，进而发展到对道释和动植物的表现。而且，画家的身份也起了变化，由两汉时期的画工从事，开始出现了不少士大夫和贵族的参与。三国之魏国，所载画家有高贵乡公曹髦、丞相主簿杨脩、大司农桓范、都乡侯徐邈等。曹髦有《盗跖图》、《黄河流势图》、《新丰放鸡犬图》;杨脩有《西京图》、《严君平像》、《吴季札像》皆流传于唐(《历代名画记》)。吴有画家曹不兴、吴王赵夫人。曹不兴之《人物白描》、《龙虎图》、《青溪龙图》、《南海监牧马图》等，传于隋(《历代名画记》)。蜀画家有诸葛亮、诸葛瞻父子。至西晋，有中书监荀勖、卫协、张墨、嵇康等。因士大夫和贵族的参与，画者的地位随即提高。但也因此原有百工之诮的画工，在中国绘画史中渐被隐去，而附庸风雅的士大夫和贵族者流,却成了中国绘画史的主宰。

三国、西晋时期佛教在东土已成气候，结合本地的道学，其“虚”、“无”思想得到时人热情的迎合。于是，人物画中的道释画蓬勃发展，成为新的科目。其著名画家有东吴的曹不兴，西晋的卫协。前者有“擅名不虚，品在第一”之称，后者则有“画圣”之誉（以上皆见《历代名画记》)。山水画经对两汉人物画的配景之后，此时已有挣脱作为人物画附庸的动向，不少人物画家兼工山水，为山水画的独立成科，与欣赏意义上的山水画的产生作了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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