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、西汉帛画中的水墨先绪

不论在东方抑或西方，线描总是早期绘画用以构造形体的主要方法。只有用“线”界定形体的轮廓之后，才好敷上相应的色彩。到了文明时期，这种所谓“勾线填色”（或称“单线平涂"）的绘画技法才曰趋成熟，更具艺术性。

古代的毛笔，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大概属于战国时期。但是我们今天从那些考古发现的书写物（如简帛书）及远古的图画遗存物上，仍能依稀辨别出当年所用的工具的性能和特点，已近似于今天所用的毛笔了。中国的毛笔和另一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“书法”的形成，关系十分密切。此后，书法艺术的原则和技巧又渗入到绘画领域，使中国水墨画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异彩，卓立不群。

战国绘画的应用范围，较之商、西周时期已有所扩大，表现手法也更趋成熟，出现了不依附于工艺品与建筑物的独幅主题性绘画，即作为铭旌用于墓葬的帛画。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《人物龙凤》和《人物驭龙》帛画，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幅绘画实物。两幅帛画均表现“引魂升天”的主题，取立轴样式，在丝帛材料上用毛笔勾线画成。行笔流畅，线条富有弹性。后一幅兼用平涂与渲染的画法略施色彩。它们标志着水繮人物画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，轻色渲染的民族传统风格，至此已初见端倪。关于这类帛画中所蕴含的具体内容，虽然众说纷纭，但属于神仙灵异无疑。当时人图绘神衹是因为他们真正信奉神灵，与后世人的借题发挥不同。至此，绘画的实用功能已不是原始艺术的“标识”作用，而是教导人们敬畏神灵和祈求神灵护佑的一种手段。

汉代很多绘画是画在卷轴上的，这些作品早已失传，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便是《钛候妻墓帛画》。画幅为T字形“非衣”，系为软侯利仓之妻葬礼中用以招魂升天，入土时盖棺随葬之物。其绘画技法，明显比战国帛画有所进步。作品先用淡墨起稿，然后敷色，最后再勾画墨线以突出形象。线条匀细有力，主次分明，疏密有致。这种线条传世，即为“高古游丝描”。在设色方面，已经使用了矿物色中的朱砂、土红和银粉，植物色中的青黛、藤黄和动物色中的蛤粉。敷色以平涂为主，画中树叶、人面和衣服、帷幕等都用了渲染法。渲染法在战国帛画中已有所表露，此处运用更多。此外，作品中墓主人的形象比侍者们明显高大，这是宗法等级观念在绘画中的体现。把地位高的人的形象画得高大一些以显示其尊贵，这个原则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物画的创作。

秦汉时期，以绘画为专门职业的画工曰益增多。被罗致到宫廷的专门画家被称为“黄门画者”或“尚方画工"。绘画制作的场所称做“画室”。除民间画工、宫廷画家外，这个时期已有文人士大夫参与到绘画活动中来。如蜀郡太守、书法家刘褒，官至中郎将的书法家蔡邕，官至太史令的著名科学家张衡等。出现了文人画的先绪。《淮南子》反对“谨毛失貌”，也是从尚形出发谈局部服从整体；王延寿提出“写载其状”，“曲得其情”，也是从形（状），谈到情。陆机更说得明白：“宣物莫大于言，成形莫善于画。”认为存形是绘画的根本问题。肖形作为时代的主要艺术课题并不奇怪，正如郭沬若所说：“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，要走上象形的道路，即描画客观事物的形象，而要能像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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